国际医疗中心动态-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一位海归教授的双城生活

一座城，有维多利亚港的夜一座城，有739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 一座城，有薄扶林一座城，有红树林五年，1790天，有几十位医生、教授早上6点30分从香港薄扶林出发，早上8点整到达了深圳红树林旁——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这里他们和内地同事共同推进了一家医院的“医改事业”。这一次跟随华夏之声《双城记》的步伐，一起来感受其中一员——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内科主管、顾问医生白明珠教授的“双城故事”。主持人：我们知道白明珠教授在2012年已经来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在来深圳之前，白教授在英国读书毕业并成为一名医生。然后直接从英国的医院来到深圳工作，为何当时有这样选择？白明珠教授（以下简称白教授）：我在1984年时候就去了英国读书，是读内科学士。接着我一直留在英国进修、工作，之后我在利物浦大学拿到了doctor of medicine（医学博士），直到我在英国做到了顾问医生。2012年，香港大学在深圳要设立一个新的医改医院，当时我就接到受聘，在香港玛丽医院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内科顾问医生。对于我们这些过来深圳做事的香港同事来说，来这里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白明珠教授在病房里细心为病人检查主持人：可以说你们将香港医疗文化带来了深圳。来深圳之前，你们会不会对深圳内地医患矛盾有点担忧呢？比如说，我们来了港大深圳医院工作，我们会如何处理医患关系呢？白教授：当时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担心。在英国的时候，我在英国医学杂志，比如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偶尔看到国内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报道。所以，我们由香港大学过来时，带来了很多香港大学、香港医管局和国际医疗管理的文化来到内地。我们一开始就设立了病人关系科。我们也知道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医患关系处理方面做得比较好。主持人：我们知道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病人关系科设立之后，投诉都很少，对吧？2016年投诉的比率大概为0.08%。白教授：是的。我们病人关系科是一个很特别的设置。在内地，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我们来到这家医院时，病人关系科处理得特别好。病人关系科设置在门诊一楼，位置是非常显眼（病人很容易找到）。每一天我们同事都会在病人关系科值班，任何病人的意见、投诉和感谢都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方式交给病人关系科。每一个案件，我们都会跟进处理。主持人：你们在处理病人关系科的案件中，哪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呢？白教授：在医院设立之初，很多投诉主要是与我们医院流程有关。我们医院始终是个医改的医院，很多做事方式与国内其他医院不一样。比如我们（门诊就诊实行）预约制度，有些病人可能（一开始）不习惯。主持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病人关系科设立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也有一个好的效果。借助于香港管理模式，引入了香港的理念。在深圳引入香港理念，会不会有过渡时期的磨合呢？白教授：我们带来了管医、行医、就医等新的理念，香港和深圳文化有不一样地方，所以在初期是需要一定时间磨合。在过去四年多里，我们的成果可以慢慢看见。主持人：内地人慢慢开始接受香港（医疗）管理模式和理念。其实，白教授已经在深圳工作了四年时间了，从就医文化来说，你觉得香港和内地就医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白教授：刚开始确实有不习惯的地方。特别是我是从英国回来。刚来到深圳的时候，病人就医时会自己选择医院，这就是和英国不一样的地方。从就医文化方面来说，深圳刚开始没有预约制度，病人未经过家庭医生诊断就会自己选择一个专科医生。在就诊时对于病人隐私不是特别注重。我们将国外的就医文化逐渐带来深圳，带到港大深圳医院。现在很多病人习惯了我们的就医模式。比如我们现在有预约制度、注重保护病人隐私等，现在内地的病人也认同了这些就医文化。主持人：可以说这个就医文化和就医模式，是逐渐融合的过程。和病人沟通的过程中，你觉得关系如何？白教授：作为肾内科专科医生，对于和病人沟通，我已经有很多年经验。无论是和内地、香港还是英国病人沟通，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从病人的角度进行沟通，即以病人为中心。如果我们对病人有尊重、有礼貌，我们每件事情都以病人为中心时候，那么病人也会尊重医务人员。白明珠教授和肾内科医生在医院查房主持人：如果以病人角度来考虑，那么很多事情就会解决。很多时候，内地间医患矛盾的引起，是因为未能进行合适的沟通。白教授：跟在英国医院一样，我们医院是留给了病人足够时间对医生进行提问，让医生在这段时间内解释给病人并告知他们需要知道东西。譬如，不同病人沟通方面，我们要考虑到病人受教育程度、心理承受程度等多种因素。我们要有同理心，在表达过程中要理解病人，在与病人沟通过程中，病人更容易接受医护人员给予他们的建议。主持人：刚刚白教授讲到有一句我非常认同，就是要有同理心。很多时候，医生如果可以体谅病人心情，或者从他患病的心情进行安抚及心理安慰，这对于病人病情也会有一定帮助。白教授：是的，这也是我们希望给港大深圳医院带来的新文化。我们医院里年轻医生已经逐渐自发性去关怀病人，对病人沟通有很大帮助。主持人：如果你有一个患重疾的病人，你是怎么跟他沟通？你们医疗团队中会不会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跟病人一起沟通？白教授：举个例子，作为一个肾内科的主管医生，经常有需要肾透析的病人，他们病情有些非常严重，以至于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工作和家人。关于这方面，我们每一天都要和他们及他们家属进行讲解。第一我们是团队式诊疗，我们会有一个共识，在此之前我们会开团队会议，与医生们、护士们共同讨论这个病人想要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有什么要求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去帮助病人。之后我们才会给合适的治疗方案给病人，希望他们能够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当然，可能因为是慢性病且部分病人年纪比较大，有些治疗方案未必能够适合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沟通多去解决病人疑难。肾内科医生在共同讨论病例主持人：港大深圳医院采用的是团队诊疗模式，一个团队为病人服务。所以，不同疾病的病人能够全方位得到团队支持和帮助，也是带来一种全新的就医体验。你认为香港就医机制和内地就医机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白教授：在香港，医院管理是有分开的，是非常严格。玛丽医院是香港公立医院中的一间，他们治疗方案是做得很好，价格也非常低廉，但是病人排队时间较长。病人是因为其治疗效果好而愿意到这家医院就医。另外，香港有家庭医生和私人医院。在香港，大多数病人经过了家庭医生诊断，有需要才转介到公立医院。这种做法主要源于“最好成效”这一理念，包括有时候医疗团队共同诊治一个病人。这与内地不同，不少内地病人会自主选择医院。主持人：在香港就医，一开始就分流了病人，由家庭医生——社区医生——公立医院这一模式分流，就不需要很多人排队到医院就医。白教授：所以我们港大深圳医院设立家庭医学全科，鼓励病人不太清楚自己疾病或者比较刁钻的疾病，可以先通过家庭医学全科就诊，之后再转介到专科。主持人：你觉得内地医疗有什么好的地方吗？白教授：在我们内科，下面有分九个亚专科。但是我发觉我们内地医生合作性精神非常高。比如我们要突然有紧急情况需要加班，大部分医护人员会无条件回到医院加班。但在英国，这些情况需要经过会议讨论才能够实现的。主持人：在深圳工作与在其他工作，人际关系（处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白教授：我是从英国回来的，我发觉香港、深圳两地的医护人员都对我非常好。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们的同事都非常专业。主持人：白教授（每天上班）是从香港出发，那么是几点出发呢？（深港两地往返）会不会很累？白教授：每天早上6:50从香港出发，大约7:50到深圳。早上耗时一个小时左右，晚上相对花费时间比较多。有时候会有点累，但是我经常会在车上跟其他香港医生、香港教授进行交流，比如讨论病例，有时候真的开MDT（多学科会议）进行讨论。其实是非常有用又宝贵的时间。一部车大概有5、6个医生，偶尔有些病人看了几个专科，我们也借机进行了讨论，有时候我们也会聊聊管理方面的事情。主持人：你对内地同事印象如何？白教授：内地同事非常友好，每天会跟各部门内地同事进行沟通及工作。我发觉内地同事非常友好及专业。主持人：对于来往香港深圳两地工作的人，你对于他们有什么建议呢？白教授：我发觉自己来了深圳工作之后，都能融合在这里。深港两地如此近距离，无论是沟通还是旅游，是非常容易融合到彼此生活中的。所有大城市有的东西，深圳也有。不少香港人也来深圳度假。我想，这两边都是游玩和工作的好地方。下午5点30分他们从港大深圳医院启程回到香港薄扶林期待更多他们的双城故事文字根据电台节目内容进行整理部分有删减来源：华夏之声《白明珠医生的双城生活》记者：余婷 .

从薄扶林到红树林：一位海归港籍医生的中国梦

人生有很多重要节点或大或小却左右着每个人的人生方向也许是因为工作忙碌，许建名医生走路非常快，身边的人要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 1997年，许建名21岁，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英国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医科的一名留学生。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许建名回国在香港会展中心附近和家人朋友一块举杯庆祝。 “当时很自豪，很开心，感觉充满希望！” 20年后，回忆这桩往事，许建名仍心潮澎湃。 2013年，许建名的大女儿在香港出生。那年国庆节，许建名正式加入港大深圳医院，担任该院呼吸内科主管。他的深港双城生活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些年来，和家人聚少离多，许建名更多的是与自己的医院团队在一起。 “追求梦想中，难免有个人牺牲，自己的，或家庭的……但这些年往返深港两地的医学实践，却带给我富有意义的职业生涯与生活。”许建名说。 6月22日和23日，距离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仅一周时间，许建名在紧张的工作间隙，在港大深圳医院向记者讲述了他作为一名医者，内心一直追寻的“中国梦”。绿叶对根的情意许建名是地道的香港人，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中学时代就读于当地英文学校，1994年留学英国，1999年毕业。之后的十多年，他在英国伦敦多家医院工作，直到2013年10月正式加入港大深圳医院。或许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许建名既能说白话，也能说一口地道流畅的英语。但他对自己的祖国并不陌生，这与他幼时常被父亲带到内地游历的经历有关。许建名的父亲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常常因为工作原因往返内地和香港，他也因此到过北京、上海等内地多个城市。 “当时我很小，印象中我们的国家好大，内地很多城市都比香港大。我去过北京、上海，对清华大学的印象很深。记得那时爸爸带我去清华大学拜访一位朋友，那个叔叔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弟，你以后长大了读清华大学好不好？’我很开心地说‘好！’，可惜长大后我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去英国留学学医。”许建名这样回忆。在英国深造后多年在异国行医，为何最终回国发展？许建名坦言，除了父母年事已高需要他在身边照顾，还因为他在心中不能放下自己的祖国，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这里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的根！国家发展好快，我要回国，为自己国家的病人看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念头在许建名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他最终决定回国，报效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鸟儿一样的深港双城生活许建名告诉记者，他想当一名好医生，帮助他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份简单朴素的理想，在许建名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许建名14岁那年，他年过八旬的爷爷被确诊为转移性肺癌，在医生的建议下，老人接受了化疗，可是治疗效果却并不理想。仅仅一年多时间，老人家就因并发症离开了人世。这让年轻的许建名开始思考医学对于人类的价值。他下决心长大后要做一名好医生。 2013年10月，事业有成、学成归国的许建名，加入港大深圳医院，开始往返深港两所著名医院，一展自己的医学抱负。薄扶林，位于香港西部，这里建有香港玛丽医院，薄扶林以北，是著名的香港大学。和许多其它往返深港两地的港大医学院教授一样，许建名的深港双城生活，每周数天就从位于薄扶林的玛丽医院开启。每天早晨驱车到达玛丽医院后，许建名通常会在完成例行查房后，在玛丽医院坐上开往港大深圳医院的专车，到港大深圳医院呼吸内科上班。从位于薄扶林的玛丽医院，到深圳湾口岸，约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而从深圳湾口岸到达位于红树林附近的港大深圳医院，也有10多公里。通常早晨六时半出发，到达港大深圳医院已八时半。深夜回到玛丽医院，多数时候许建名还要再去查一次房，才能放心地回到自己的家中。记者从港大深圳医院获悉，医院目前共聘请了100位香港或海外专家，有四五十位香港医生每周均往返深港之间，为医院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的确有些辛苦，时间长了，妻子也偶尔会轻轻地抱怨。但她深深理解我在港大医院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是为深港合作有个更好的未来，这里面难免有个人的付出，但往返深港两地的医学实践，却能让我融会两地医学经验之所长，我觉得这样的付出非常值得。”许建名说。在许建名看来，医生是一个能够帮助不幸者的职业，医学带他经历有趣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如果医生愿意停下来聆听患者的声音，会从患者身上收获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见到很多同事都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当医生，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教育下一代，引导他们成为医生，医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职业。”许建名说。从港大深圳医院下班后，许建名医生会乘坐医院安排的车从深圳返回香港。心意的想通是可能的知易行难。来到港大深圳医院后，许建名发现，摆在自己面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语言障碍。其次，就是因深港两地文化差异，带来的团队融合问题。许建名的老师朱知梅（港大深圳医院内科学术带头人）在他加入港大深圳医院前，向他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画——“在港大的平台下，你仍然可以用英语教书，用英语讲课，甚至查房。” 可是，到医院的第一天，许建名就意识到，全程用英语交流，是不被允许的。 “刚开始，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普通话。我发现，在这个团队里，其实是我更需要融合、学习。”作为呼吸内科主管医生，许建名强烈地感到自己肩负着学习语言的责任，他开始利用工作内外的时间加强普通话的学习。许建名学普通话的方法有些特别，他是通过陪诊医生屡次翻译，强化对普通话术语的印象。关于患者主诉，他要求陪诊医生翻译三次。“第一次，我要求自己听懂；第二次，要了解；第三次，能复述。”下班后，他仍坚持上网学习普通话。如今，他已能用普通话查房、看病和接受媒体采访。在深圳的医生生涯让许建名感到充实快乐。同时，许建名非常热爱自己的团队，他所带领的团队里的医生来自中国各地，“除了深港两地，他们有的还来自广州、温州等地。在这个团队里，大家齐心协力，努力训练和学习新型的合作模式。” 可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由于深港两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差异，许建名的内心也开始面临困惑。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一起工作和学习，就必须适应彼此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系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适应的挑战。但也是我们一起发现彼此的过程。尽管仍需理解和耐心，但心意的相通是可能的。”与自己部门以及医院同事一起工作，许建名很自豪。经过不懈努力，在不断沟通和相互融合中，许建名所在的团队逐渐理解他的医学理念。在港大深圳医院呼吸道与危重护理医学部门，香港大学医学系叶秀文教授、林华杰教授，和年轻的本地医生徐冰凌，对许建名在深港两地医院所展开的医学研究，十分支持和认同。 “和别的医生所不同的是，许教授和患者沟通时，很少用专业的医学术语，而是简单平实的语言交流。他常常教导我们，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他的这种理念越来越影响我们这个团队。” 团队医生徐冰凌说。徐医生还告诉记者，“许教授无论对同事，还是患者，都非常耐心和尊重。”“他是真正把患者当成个体的人，不只关注患者身患的疾病，也关注患者感受。因此他的患者回访率非常高，不仅香港患者定期来复诊，也有不少来自内地的病人会定期回访。凌晨两点我还常常收到他的工作邮件，他对医院、对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徐冰凌说。许建名医生反复叮嘱患者注意事项。心中有一个中国梦在港大医院近四年的医学实践中，许建名从未停止过内心的思考。港大医院从成立伊始，就要求医务人员拒收红包，并宣称对暴力行为零容忍。可是，为什么仍有患者不理解？许建名对此陷入了深思。他认为，现代医学是一项复杂的服务工程，这种服务有时不可避免地对医患双方带来风险。引导这种复杂的医患关系，需要沟通和医学伦理的引导。为了构建更和谐的医患关系，2015年，许建名花了数月时间，带头编写了《优质医疗实践：医生的职责》（中英文版），阐述做一名“称职好医生”的所有要求，旗帜鲜明地提出港大深圳医院“十大家规”（该书当年9月正式由院方发布）。“要真正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以病人为中心。”许建名说。如今，这一医学伦理标准概述已在整个医院实施。团队中没有红包，大家都在促进病人和团队沟通、协作和合作。 2016年8月26日，许建名在医院四周年特刊发表题为“对意义的追寻”一文，将医学发展的历史，放在整个人类史的长河当中，并将其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该文中，许建名深情地写道：“只要我们可以真正帮助别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为我们年轻的团队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过去四年所取得的成绩倍感自豪。……在我们的年轻员工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成功向所有人提供高质量、负责和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追求和动力，这是我们的中国梦。” 深港合作的有益探索许建名告诉记者，港大深圳医院是深港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点，深港双方可以利用这一平台，成功开展一些实验，尝试医疗改革。而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五年来，深港合作一直未停止，为香港长者提供的跨境医疗服务、港大医学生来深圳交流、港大深圳医院与香港玛丽医院之间的医护人员交流，以及最新引入的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国家心肺研究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呼吸疾病中心”的成立，都是深港合作的有益探索。 “截至2016年，已有1200余香港大学本科医学生到港大深圳医院学习，2014年25人，2015年506人，2016年700人，数字增长非常之快。”许建名对记者说。许建名认为，要做一名好的医生，一定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平台。“香港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医学培训系统规范，思路清晰，但毕竟人口少、患者少。相对香港而言，深圳的医疗市场患者众多、病种丰富，我希望香港大学的医学生能积极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习，从中获取宝贵的经验。”而这，其实也是许建名选择港大深圳医院作为发展平台的原因之一。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深港两地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未来深港的路径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的合作非常重要。”许建名希望，成立五周年的港大深圳医院，未来发展方向会越来越好。本文刊登于2017年6月28日《晶报》A1版（导读）及A24~A25版（正文），文章已征得《晶报》授权转载，略有删改。晶报记者：彭晶 / 文金羽泽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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