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很多重要节点
或大或小
却左右着每个人的人生方向
也许是因为工作忙碌，许建名医生走路非常快，身边的人要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
1997年，许建名21岁，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英国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医科的一名留学生。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许建名回国在香港会展中心附近和家人朋友一块举杯庆祝。
“当时很自豪，很开心，感觉充满希望！” 20年后，回忆这桩往事，许建名仍心潮澎湃。
2013年，许建名的大女儿在香港出生。那年国庆节，许建名正式加入港大深圳医院，担任该院呼吸内科主管。他的深港双城生活也由此拉开序幕。
这些年来，和家人聚少离多，许建名更多的是与自己的医院团队在一起。
“追求梦想中，难免有个人牺牲，自己的，或家庭的……但这些年往返深港两地的医学实践，却带给我富有意义的职业生涯与生活。”许建名说。
6月22日和23日，距离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仅一周时间，许建名在紧张的工作间隙，在港大深圳医院向记者讲述了他作为一名医者，内心一直追寻的“中国梦”。
绿叶对根的情意
许建名是地道的香港人，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中学时代就读于当地英文学校，1994年留学英国，1999年毕业。之后的十多年，他在英国伦敦多家医院工作，直到2013年10月正式加入港大深圳医院。
或许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许建名既能说白话，也能说一口地道流畅的英语。但他对自己的祖国并不陌生，这与他幼时常被父亲带到内地游历的经历有关。
许建名的父亲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常常因为工作原因往返内地和香港，他也因此到过北京、上海等内地多个城市。
“当时我很小，印象中我们的国家好大，内地很多城市都比香港大。我去过北京、上海，对清华大学的印象很深。记得那时爸爸带我去清华大学拜访一位朋友，那个叔叔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弟，你以后长大了读清华大学好不好？’我很开心地说‘好！’，可惜长大后我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去英国留学学医。”许建名这样回忆。
在英国深造后多年在异国行医，为何最终回国发展？许建名坦言，除了父母年事已高需要他在身边照顾，还因为他在心中不能放下自己的祖国，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这里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的根！国家发展好快，我要回国，为自己国家的病人看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念头在许建名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他最终决定回国，报效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鸟儿一样的深港双城生活
许建名告诉记者，他想当一名好医生，帮助他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份简单朴素的理想，在许建名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
许建名14岁那年，他年过八旬的爷爷被确诊为转移性肺癌，在医生的建议下，老人接受了化疗，可是治疗效果却并不理想。仅仅一年多时间，老人家就因并发症离开了人世。
这让年轻的许建名开始思考医学对于人类的价值。他下决心长大后要做一名好医生。
2013年10月，事业有成、学成归国的许建名，加入港大深圳医院，开始往返深港两所著名医院，一展自己的医学抱负。
薄扶林，位于香港西部，这里建有香港玛丽医院，薄扶林以北，是著名的香港大学。和许多其它往返深港两地的港大医学院教授一样，许建名的深港双城生活，每周数天就从位于薄扶林的玛丽医院开启。
每天早晨驱车到达玛丽医院后，许建名通常会在完成例行查房后，在玛丽医院坐上开往港大深圳医院的专车，到港大深圳医院呼吸内科上班。
从位于薄扶林的玛丽医院，到深圳湾口岸，约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而从深圳湾口岸到达位于红树林附近的港大深圳医院，也有10多公里。通常早晨六时半出发，到达港大深圳医院已八时半。深夜回到玛丽医院，多数时候许建名还要再去查一次房，才能放心地回到自己的家中。
记者从港大深圳医院获悉，医院目前共聘请了100位香港或海外专家，有四五十位香港医生每周均往返深港之间，为医院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的确有些辛苦，时间长了，妻子也偶尔会轻轻地抱怨。但她深深理解我在港大医院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是为深港合作有个更好的未来，这里面难免有个人的付出，但往返深港两地的医学实践，却能让我融会两地医学经验之所长，我觉得这样的付出非常值得。”许建名说。
在许建名看来，医生是一个能够帮助不幸者的职业，医学带他经历有趣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如果医生愿意停下来聆听患者的声音，会从患者身上收获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见到很多同事都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当医生，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教育下一代，引导他们成为医生，医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职业。”许建名说。
从港大深圳医院下班后，许建名医生会乘坐医院安排的车从深圳返回香港。
心意的想通是可能的
知易行难。来到港大深圳医院后，许建名发现，摆在自己面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语言障碍。其次，就是因深港两地文化差异，带来的团队融合问题。
许建名的老师朱知梅（港大深圳医院内科学术带头人）在他加入港大深圳医院前，向他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画——“在港大的平台下，你仍然可以用英语教书，用英语讲课，甚至查房。”
可是，到医院的第一天，许建名就意识到，全程用英语交流，是不被允许的。
“刚开始，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普通话。我发现，在这个团队里，其实是我更需要融合、学习。”作为呼吸内科主管医生，许建名强烈地感到自己肩负着学习语言的责任，他开始利用工作内外的时间加强普通话的学习。
许建名学普通话的方法有些特别，他是通过陪诊医生屡次翻译，强化对普通话术语的印象。关于患者主诉，他要求陪诊医生翻译三次。“第一次，我要求自己听懂；第二次，要了解；第三次，能复述。”下班后，他仍坚持上网学习普通话。如今，他已能用普通话查房、看病和接受媒体采访。
在深圳的医生生涯让许建名感到充实快乐。同时，许建名非常热爱自己的团队，他所带领的团队里的医生来自中国各地，“除了深港两地，他们有的还来自广州、温州等地。在这个团队里，大家齐心协力，努力训练和学习新型的合作模式。”
可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由于深港两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差异，许建名的内心也开始面临困惑。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一起工作和学习，就必须适应彼此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系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适应的挑战。但也是我们一起发现彼此的过程。尽管仍需理解和耐心，但心意的相通是可能的。”与自己部门以及医院同事一起工作，许建名很自豪。
经过不懈努力，在不断沟通和相互融合中，许建名所在的团队逐渐理解他的医学理念。
在港大深圳医院呼吸道与危重护理医学部门，香港大学医学系叶秀文教授、林华杰教授，和年轻的本地医生徐冰凌，对许建名在深港两地医院所展开的医学研究，十分支持和认同。
“和别的医生所不同的是，许教授和患者沟通时，很少用专业的医学术语，而是简单平实的语言交流。他常常教导我们，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他的这种理念越来越影响我们这个团队。” 团队医生徐冰凌说。
徐医生还告诉记者，“许教授无论对同事，还是患者，都非常耐心和尊重。”“他是真正把患者当成个体的人，不只关注患者身患的疾病，也关注患者感受。因此他的患者回访率非常高，不仅香港患者定期来复诊，也有不少来自内地的病人会定期回访。凌晨两点我还常常收到他的工作邮件，他对医院、对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徐冰凌说。
许建名医生反复叮嘱患者注意事项。
心中有一个中国梦
在港大医院近四年的医学实践中，许建名从未停止过内心的思考。
港大医院从成立伊始，就要求医务人员拒收红包，并宣称对暴力行为零容忍。可是，为什么仍有患者不理解？许建名对此陷入了深思。他认为，现代医学是一项复杂的服务工程，这种服务有时不可避免地对医患双方带来风险。引导这种复杂的医患关系，需要沟通和医学伦理的引导。
为了构建更和谐的医患关系，2015年，许建名花了数月时间，带头编写了《优质医疗实践：医生的职责》（中英文版），阐述做一名“称职好医生”的所有要求，旗帜鲜明地提出港大深圳医院“十大家规”（该书当年9月正式由院方发布）。“要真正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以病人为中心。”许建名说。
如今，这一医学伦理标准概述已在整个医院实施。团队中没有红包，大家都在促进病人和团队沟通、协作和合作。
2016年8月26日，许建名在医院四周年特刊发表题为“对意义的追寻”一文，将医学发展的历史，放在整个人类史的长河当中，并将其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该文中，许建名深情地写道：“只要我们可以真正帮助别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为我们年轻的团队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过去四年所取得的成绩倍感自豪。……在我们的年轻员工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成功向所有人提供高质量、负责和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追求和动力，这是我们的中国梦。”
深港合作的有益探索
许建名告诉记者，港大深圳医院是深港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点，深港双方可以利用这一平台，成功开展一些实验，尝试医疗改革。而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五年来，深港合作一直未停止，为香港长者提供的跨境医疗服务、港大医学生来深圳交流、港大深圳医院与香港玛丽医院之间的医护人员交流，以及最新引入的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国家心肺研究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呼吸疾病中心”的成立，都是深港合作的有益探索。
“截至2016年，已有1200余香港大学本科医学生到港大深圳医院学习，2014年25人，2015年506人，2016年700人，数字增长非常之快。”许建名对记者说。
许建名认为，要做一名好的医生，一定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平台。“香港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医学培训系统规范，思路清晰，但毕竟人口少、患者少。相对香港而言，深圳的医疗市场患者众多、病种丰富，我希望香港大学的医学生能积极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习，从中获取宝贵的经验。”而这，其实也是许建名选择港大深圳医院作为发展平台的原因之一。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深港两地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未来深港的路径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的合作非常重要。”许建名希望，成立五周年的港大深圳医院，未来发展方向会越来越好。
本文刊登于2017年6月28日《晶报》A1版（导读）及A24~A25版（正文），文章已征得《晶报》授权转载，略有删改。
晶报记者：彭 晶 / 文
金羽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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